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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不同的立场，有可能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悠久。

只有当法官知道什么样的需要、目的具有正当性的时候，他才能对诉讼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出正确的评价。诉讼主张获得决定性证明的一方获得肯定性的可能生活，否则获得否定性的可能生活。

需要的对抗性决定了没有一个司法判决能够同时满足它：司法判决满足了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主张，势必会侵犯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必然遭到对方当事人的拒绝和反对。立法者和法官创设的否定性可能生活，必须以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为当事人提供的认识能力、实践能力为界限，应当具有可操作性。例如最牛钉子户杨武、吴苹夫妇拒绝执行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的非诉讼行政执行裁定书，拒不拆迁，就是因为杨武、吴苹夫妇认为开发商没有满足其在拆迁范围内按被拆迁房屋相同位置、相同楼层、相同朝向、相同面积安置的正当要求。因此，在刑事诉讼证明活动中，从这种组合中推论出来的可能生活都没有可接受性的。在诉讼证明活动中，当事人的需要表现为诉讼请求或预期，它指向的目标是某种特定的物质利益或精神利益--如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分割财产、获得对子女的抚养权、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权利。

由于法官不是也不能是案件的亲历者，当事人要想获得有利于自己的肯定性可能生活，就必须为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充足的证据支持。主体欲望产生实现这些欲望的主体目的。这就意味着，有关行政机关对于公共利益事业本身，没有任何自由裁量的余地。

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而言，更多的情况下，其立场的选择不能不考虑现实的需要，因为社会问题总是学术问题的最终源泉。公益团体即以公益为目的的团体，法律认可的公益团体之目的当然为公共利益。第五，公共利益高阶论。虽然，不以公共利益为征收要件的立法例和学术观点均为少数，不占主流，但仍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为，如果土地征收无须以增进公共利益为必要前提，那么，本文中心论题的存在意义就大打折扣了。

现代国家存在的最终目的和任务就是要保障个人利益和保障公共利益并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尽可能将一些可以从不确定概念中排除的内容排除在概念之外，可以增强概念的确定性。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判断，原因是多方面的。集体土地公有制之公的内容是对土地的各项所有权权能。少数情况下，一些不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也会提供。坚执一端的学者虽然以其理论的纯净、深刻、有力而赢得人们的尊敬，但其理论也更难以被实践所全盘接受，因而为数甚寡。

是什么样的因素推动共同体提供公共物品呢？统治者的品德、荣誉感，证明共同体合法性的需要？还是人民的要求与监督，法治原则下有效的政治体制？现实生活中，多数情况下，共同体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总是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或者耗费太多原本不必支付的成本。（三）土地征收中的公益事业类型参酌日本及相关国家和地区立法的规定，我们可以初步确定如下土地征收的公益事业类型：第一，国防军事用地。对于确需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以实现公共利益的，可以征收，但要进行利益衡量。另一方面，由于不管利用与否都不影响公共物品的供给，利用者人数就具有极大的弹性，此种公共物品虽为个人所享用，但无法解析和还原为个人利益。

当然，如果社会已经就某种更为优先的利益达成共识，则法律应予尊重。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舍弃实质性标准，而作单纯的程序性安排，应当是无奈之举。

第二种，个人主义的立场。将此数量减去控制（超越临界人数的）成本，就是公共利益的总量。

最后往往不仅所谓的共同福利没有实现，现实中的个人利益也大为减少。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是一个目标削减、权力下放或放弃的过程。而在公共利益的认定方面，没有一个相对明确的实质性标准，各种听证、交涉、商谈、谈判、表决乃至法院审判裁决的程序都会因无所依凭而陷入反复争执、反复质疑的困境，各方不仅不会约束自己的恣意，反而会有意采取各种不正当策略以增添赢取谈判的筹码，各种原本无关的因素也会随之进入博弈之中，因之结局也将更加混乱。我们也不承认个人利益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生活中，行政机关明显踞于强势地位。法律到底要不要界定公共利益，就像公共利益的界定本身一样，涉及到价值判断。

第十二，以上所列事业所不可缺少的通路、桥梁、铁道、轨道、索道、各种线路、水路、管道、池井、土石的堆放场、材料的放置场、职务上需要常驻的职员的执勤办公室或者宿舍及其他设施。（二）借鉴或移植美国法律制度要有正确的态度和认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有些包含价值判断的研究主题是社会科学不能回避的内容，正视并研究这些主题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尽的社会责任。对具体利益的判断是个体性的、主观的，很难是主体间的，更绝对不是客观的[33]。

减损现有利益要提供足够的理由。对于这些问题，普通百姓普遍感到无力应付，希望政府出面予以解决。

即征收仍然应以公益目的为原则，而非公益情形只是例外。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私有财产权、继承权以及婚姻家庭方面的权利，这些都是典型的私权。由于利益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所以公益和私益这两种不同的利益形态可以通过主观的设想予以转化。因此美国联邦立法机关对公共利益不做具体界定，不一定就不能制约征收权的滥用，只要司法机关形成判例，政府部门一样要予以遵守。

而有些政府行为增进了公共利益，间接地也增进了个人利益。公共利益最终也都可以还原为个人利益或解析为个人利益。

公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公权的权利人（权力执掌者）不能直接从公权中获益，换言之，公权背后的利益归属于权利人（权力执掌者）之外的其他主体或者社会公众。不得以改善政府或其他公益团体的财政状况为目的进行征收。

总体而言，法律概念确定性变化的规律是：同向变化较少，而反向变化较多。在这样的市场中，即便是接近于完全竞争的情形也是很难出现的。

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个人维系自身生存发展的能力大大增强。其一，集体土地所有权是所有权的一种，所有权是物权的一种，而物权是典型的私权。而不当的立法，有可能遭到社会的抵触，从而使其自身成为具文，也有可能造成法律体系的内部紊乱，从而使法律不仅不能发挥其社会作用，甚至其固有的规范作用也无从发挥。现实对于个人主义的挑战是，现代社会中科技的高度发达和知识信息的爆炸，使得个人从科技与知识的控制者、利用者变成了科技与知识的控制对象。

其次，土地所有制之公也不等于公共利益之公。这样的事实判断有：公私益不分与当前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以及当前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

第二，公益私益不分是征收过滥、从而引发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依照罗尔斯的观点，有完善的程序正义，即存在实质正义的标准，而该程序可以保证达到预期的结果。

然而，应该看到，正如韦伯试图使自己的价值判断（价值无涉）成为其他一切研究的基础一样，有一些价值判断的确是某些具体研究的基点，使得后续研究成为可能。只要我们承认，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可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由立法机关首先在立法上作初步认定，就不是不可想象之事。